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21世纪的营销管理》悄然面世，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关注。与大多数引进版教材仅做小幅删减或者不做改动，翻译或者影印的做法有所不同，该书以国外同名教材的内容体系为蓝本，在翻译的同时增加了10个基于中国环境的案例。电子工业出版社8月推出的《人力资源管理(第九版)》，则是在美国马希斯等教授所著的经典畅销教材翻译成中文的基础上，由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权威赵曙明教授对原书内容进行了相应删节，并增加了许多有关中国实践的内容和案例。

　　这种保留国外教材的理论框架，加入对中国本土实际问题的分析的出版方式，已经被许多财经教材的出版者所关注。这是由于财经教材的特殊之处所决定的。不同于计算机、生物工程等学科，财经类教材涉及更多的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很大。在我国，虽然教育部已经有文件建议高校在财经类学科教育中使用外版教材或者双语教材，但是引进版教材真正为本科生课堂所使用的并不很多，大多数为参考教材或者研究生教材。

　　面对这种情况，对引进版教材进行改造的想法早在1996年左右就有出版者提出，也有人进行过尝试，但却一直没有形成气候。近两年，随着国内经济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出版者开始看到改造对财经教材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都开始进行针对个别财经教材进行本土化实验。

　　自编、引进教材各有优劣　本土化呼声日益高涨

　　国内自编教材往往因内容陈旧而饱受诟病。一些学者甚至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落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材落后。同样四年，美国的大学生读的是帕金、萨缪尔森，曼昆等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写的教材，而中国有的大学生还在使用10年乃至20年未修订过的教材。

　　目前国内引进的大多是经过考验的国外优秀教材，这些成功教材一般来说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理论发展的最前沿，具有内容更新快，教学理念、方法先进，课件齐全等优点。但是，客观现实也表明，引进版教材本身由西方的教学环境而来，与中国的教学方式有比较大的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经管学院的梁晶教授认为，国外作者都是根据自己所在国家的法律、文化、经济背景而写，教材体系不一定适合中国，而且教材中缺乏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让学生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管理事业部主任费小琳提出，国外的教材一般都是按知识点编写，然后加入案例或者阅读材料，可中国学生更喜欢内容环环相扣，有明确的逻辑脉络的教材。

　　人民邮电出版社新曲线公司总裁刘力认为，目前国内高校大量使用的自编教材整体上还有几个优势，比如内容简洁，书比较薄，结合中国政策、经济环境的具体实际，定价也比较低。根据他和教育界人士的交流，财经教材的定价有个约定俗成的心理承受限度。比如本科教材，广州的学校要求不能超过50元，而西北的学校认为不能超过30元。而外版教材动辄500多页，出版成本比较高。比如大16开的帕金的《经济学》，869页，定价89元，作为出版者来说，利润空间已经很小，而对于大多数本科生来说，还是贵。因此，就算书再好，如果定价超过一定限度，也很难成为必修教材。另外，美国教材很厚，老师只讲解其中的重点部分，其它供学生自学。而中国学生则习惯于老师将一本书从头讲到尾。

　　既然外版教材与本版教材各有优点、缺点，为什么不能将两者的优点结合?目前，不少财经图书出版者都在探索合适的结合方式。

　　嫁接、改良、重造：本土化的几种方式

　　目前，国内出版者的本土化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嫁接、改良、重造三种方式。上文提到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做法大致可以代表“嫁接”方式的思路，原作的内容并没有较大改动，只是增加了中国本土案例。

　　电子社《人力资源管理(第九版)》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改良”的一种思路。这种由原书作者授权，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上进行内容增删的改良性做法在国外比较普遍，并且多有成功先例。比如帕金的《经济学》有日本版、法国版、加拿大版等多个版本，不是单纯翻译，而是由当地作者进行改编。人大社“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中的《市场营销管理(亚洲版)》也是如此。该书由三名来自新加坡的知名学者在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管理》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工作，这使该书不仅有原著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先进的研究成果，而且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大量的亚洲市场营销案例，详细的亚洲市场营销环境描述，不仅给企业界人士以亲切感、新鲜感，而且对指导企业进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年初，人大社已经得到了出版该书“中国版”的授权。目前人大社正在国内寻找进行改编的第二作者。人民邮电出版社新曲线公司目前也有3种教材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操作过程中。据介绍，该社估计将在明年暑期推出第一种。刘力希望，这种编译的方式不但要加人中国的国情和案例内容，同时将图书内容变薄，降低定价。

　　然而，这种改良式的教材做起来也有相当难度。首先需要国外的作者和出版者授权。目前，国外出版机构和作者对此都比较积极，但一般只与比较信任、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出版社合作。接下来国内出版者要找到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作者。他们应该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对原书的理论有深刻理解，知道该删什么，该保留什么；他们应该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对中国经济环境和企业生态有深入了解；他们最好有在大学的实际教学经验，理解中国老师的教学模式和学生的学习习惯。最后，国外出版机构和原作者都要对中国版的作者认可，并就新书的内容与体例达成一致。因此，找到合适的第二作者对于出版者来说是最大的困难。

　　另外还有一种思路，是找国内外最优秀的作者合作为中国学生编写教材。比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新近推出的《平衡积分卡中国战略实例》，该书为一个美籍华人和一个美国人共同编写。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套EMBA教材也是如此。

　　不管以上哪一种方法，出版者除了为找到合适的作者和内容而做大量工作外，有的出版者还对出版周期和出版投入等问题挠头。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何元龙说，做一本基础教材，至少需要2到3年时间。因为国外作者写一本好教材，往往都经过10年乃至终生的努力，国内出版者如果认真想要做出精品来，非要拿出专门的时间。但是这样一来，会不会脱离变化迅速的国内工商管理现状?清华大学出版社闻洁工作室负责人闻洁说，财经教材本土化的工作包括很多创造性劳动，周期比较长，在营销推广方面需要大力投入，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因此整个项目的投资不是个小数目，存在着很大机会也有很多风险。

　　过渡性的工作？

　　引进国外优秀教材的框架，再由译者或者第二作者加入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这种对引进版教材的改造，被不少出版者认为是教材本土化的“初级阶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易文出版中心刘占彬认为，教材本土化更深一层的含义应该是由本土作者写出原汁原味的本土教材。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推出的《经济学原理(中国版)》，财经易文与蔡瞄、林毅夫两位经济学家合作出版的《中国经济》等，都参考了国外教材出版的一些做法。人大社的费小琳认为，即使过了过渡阶段，也不能否认这些“实验性”教材的意义，做好了，仍有很大可能成为常销多年的教材。

　　那么过渡时期有多长?有人说是3到5年，有人说至少20年。可以肯定的是，出版界需要探索的东西非常多，做起来难度也很大。闻洁认为，目前的关键是对国外财经教材出版模式的研究不够。比如，那些教材是什么人写的?这些人有什么背景?写作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采用了什么解决方式?出版者的角色是什么?在中国营销推广这些教材的关键点应该是什么?如何扩大的社会影响力?刘力感觉现在国内外的教材开发水平差距不是在缩小了，而是在拉大!他说，国内目前还没有大投资、多人运作的教材项目运作经验，此外，在教学课件的研发上太过迟缓。虽然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大社已经开始尝试开发课件，但是与国外相比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比如汤姆森教育的网站，就有很多积累的资料，各种论文、案例、理论讨论、图片、新闻等等，简直就是一个经济学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但方便购书者使用，而且成为出版者的教材资源宝库。有这样的网络支持，他们的教材真正具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如果社会环境能鼓励甚至促进新教材、新教法进入主流大学，学校中和出版界中一些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松的话，过渡时期的时间会被大大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