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奖参评图书质量分析
水电知识网
岳凤翔
2003-03-11
第五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结果已经产生，85家出版社的105种图书获得优秀畅销书一等奖，77种图书获得优秀畅销书二等奖。
评奖虽已结束，但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参评图书，对从中反映出来的特点和问题作出一个综合分析，无疑将有助于各社优化选题，提高图书质量。
一、参评图书概况及审评
根据评奖办法，这届优秀畅销书评奖选送的图书，是2000至2001年度出版的，内容健康、品位高尚，初版印数5千册(套)以上或在此期间经重印达到1万册(套)以上，编校、印装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图书。每社限报4种。根据这些要求，有87家大学出版社选送图书243种(396册)参评，比上届增加了20种(64册)。参评图书中，包括社科类(含语言文学)图书111种，科技类(含农林医军事)图书90种，外语类图书42种。其中有教材、学术著作、教学辅助用书、工具书及一般读物。
审评图书首先注重内容，把思想性、创新性作为首要因素，并对选题新颖、学术含量高、实用性强的给予优先考虑；按内容、编校质量、销售量三项指标综合考评。获奖数量上不封顶、下不设底，严格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条款及其附件《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的标准和大学版协《第五届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办法》的规定，不搞照顾、平衡。这次有几家出版社的参评图书就榜上无名。
二、图书质量总体有所提高
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内容、编校、装帧设计等各个方面。
内容质量的提高首先表现在选题的结构和建设上。从这次各社参评图书的选题结构看，教材130种(获奖98种)，学术著作15种(获奖9种)，工具书14种(获奖12种)，教学辅助用书47种(获奖32种)，一般读物37种(获奖31种)，教材、学术著作占59．7％，加上工具书，占到65，4％，教辅类图书仅占19．3％；选送的各类参评图书共243种。选题涵盖面宽，各门类、学科涉及广泛，获奖率也同参评各类图书的种数呈大致相同的比例。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学出版社良好的出书结构及在教材、学术著作出版上，在高校各学科教材建设上的全面追求。同时，参评图书多是各社的特色书、长项书，反映出大学出版社在走以特色求发展道路上的努力。
就图书的内容来说，社科类图书的思想性和可读性，科技、外语类图书的前沿性和实用性，是优秀畅销书的重要条件。这次的参评图书，教材有不少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有些图书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或省市优秀教材成果奖等，其内容质量应属上乘。从我们这次评奖的专家审读意见看，参评图书有的具有学科的开创性，如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的《脊柱侧凸三维矫形理论与技术》、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广播电视广告学》；有的涉及最新前沿理论、反映了最高学术成就，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的《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土木工程地质》；有的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成熟的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营销管理(新千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子技术基础(数学部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有的时代感强、特色突出，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教育观念的革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信息技术基础》；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各大学出版社在选题上的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也可以看出各大学出版社在品牌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果。
编校质量的提高，可以拿获奖率作一个旁证。上届优秀畅销书评选，获奖图书占参评图书的比例是65．5％，这届的比例达到74．9％，上升了9．4％。有12种图书抽检部分(2-3万字，另含封面、扉页、版权页、前言、后记等)达到零差错。虽然审读图书采取的是抽检部分字数的方式，虽然参评图书的数量不足百家大学出版社两年出书总数的百分之一，但笔者认为，这次获奖书比例的提升，还是反映了各大学出版社按照国家《图书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对读者、社会认真负责，图书编校质量有所提高。
三、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从这次评审中，可以看到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质量虽有进步，但问题仍然不少c这里有些是老生常谈、本应不再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常在河边走”难免“湿鞋”的所谓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一些新出现、应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当然，各种问题、差错不仅仅是存在于未评上的图书中，获奖的图书中也有。
1．内容方面的问题
内容上这次未发现导向和思想性总体有问题的图书，但个别书还是存在政治性、知识性差错，有的书整体或部分章节思想、用语陈旧。有一本书在附表中把香港、澳门、台湾与世界各国列在一起，却未注明它们是中国的“地区”或“省”；在中国示意图上，没有我国的南海地区。一本历史教材这样解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成立了国民政府，但由于腐败、专制严重腐蚀了政权的现代性，终归导致自身的毁灭。”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性”的失去，显然不对。还有一本书在提到清朝的时候，仍然使用“满清王朝”说法，不符合民族政策。对于有上述问题的图书，在评奖中采取了“一票否决”的办法。一本世界史的书，在谈到当前世界格局时，竟提出“世界一体化”。一本关于写作的书，里边仍在反复地使用“社会斗争”、“工农兵大众”等词汇，观念陈旧，用语过时。
还有知识性、常识性的差错。比如，一本写作教材中，把“铭诔尚实”的“诔”字误排作“来”，不知道“诔”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一本军事教材，在卫星方面的术语中，把“推进系统”、“陀螺平台”、“传输速率”，分别误写为“动力系统”、“旋转平台”、“传输质量”。还有，“新闻出版署”、“国家体育局”，在“署”、“局”前应加上“总”字；“航速25千米358米”，应作“航速每小时25千米358米”。
2．字词上的差错
字词上的差错十分普遍，有些属于“屡教不改”。像“那”、“哪”不分，如“问问自己最近学习有那(哪。括号内为正字，下同)些进步”；“象”、“像”不分，如“一开始持球即应成第2动的姿势，不应象(像)第1动那样……”。还有“做、作”、“帐、账”、“唯、惟”、“即、既”、“反映、反应”、“制定、制订”、“其它、其他”等字词的混用、误用，就不一一举例。
“的、地、得”的用法上更是问题很多。较普遍的情况一种是“张冠李戴”，如“你怎么粗心大意的(地)丢掉两分”，“她比想象得(的)可能更软弱”；一种是“浪费”和“吝啬”，如“公文的写作和处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课题组在分析借鉴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前一句“公文”后的“的”就是浪费，多了它读起来拗口，应该删去；后一句则应在“研究”后面加上 “的”，太吝啬，就使句子表意含糊。
出现错别字大多是由于编辑和校对人员的疏忽，也有常识问题。比如“笔划(画)”、“报导(道)”、“明(朋)友”、“《红楼年(梦)》”、“辩(辨)明是非”、“反应迟顿(钝)”、“廖廖(寥寥)无几”、“应用(运)而生”、“军民大团体(结)”、“晋察冀办(边)区”、“股票的要(票)式”，以及人名有误，出现“陈庚(赓)”等等。
书中还有生造词出现，如“兴趣淋漓”、“丰花硕果”、“艰困苦难(艰难困苦)”等。这样的词甚至出现在书名上，像《教育走向生本》，“生本”是什么意思，不明确；《探究教学论》，是论教学研究，还是研究“教学论”规律，也不清楚。
3．语法上的差错
句子里的用词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逻辑结构混乱等，在我们的参评图书里并不少见。
用词搭配不当，如“积极性少(小)”、“减小(少)人数”。搭配不当中有一些是因为用词不当造成的，如“看到同学有了苟同的意思”，“苟同”显然用得不对，应当改为“赞同”；再如一本关于散文的书里的句子：“写文章的人这么多，每个人都走得多写得少，但集约在一起就非常可观了。”“集约”指的是一种科学的经营方式，没有“集中”、“集合”的意思。还如：“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可爱我们的杂志，为我们投稿。”用“可爱”表示“爱”也许是那位作者的方言，但编辑决不能让这种不规范的用法出现在正规出版物中。
成分残缺或赘余，如一本教材的《前言》的第一句话：“由于前辈们的努力倡导和身体力行，自80年代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来，成绩巨大……”谁“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采，成绩巨大”?缺少了主语。成分赘余的像：“现代的应用文……真正成了广大群众工作、生活、学习中普遍地经常地使用的交际工具。”“群众”前的“广大”与后面的“普遍”意思重复，留下前面一个即可。
逻辑结构混乱，如，一个小孩养的一只小鸡死了，她“把小鸡的篮子拿到屋后的空地上，在爸爸的帮助下挖了一个坑，埋葬了”。这句话因为语序不当，容易让人产生“把盛小鸡的篮子埋掉”的误解，改成“……挖了一个坑，把小鸡埋葬了”就对了。
4．标点符号的差错
主要的一是误用错用，如：“单就自然景观而言旅游意义不大。但某些地区的土林也有观赏价值。”这是一个转折句，不是两个句子，因此第一个句号应改成逗号。书名号和引号之间的错用比较多，如：“《工业造型设计》专业指导小组成立于1987年10月。”这里的“工业造型设计”不是书名，不能用书名号，应该用引号。
二是该有没有、不该有却有，如：“总结一般都用第一人称‘我’‘我们’，不能用第三人称‘他’、‘他们’。”“我”和“我们”中间应该加顿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等应用性大型巨著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应用写作，已步人繁荣阶段。”“应用写作已步人繁荣阶段”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不应停顿，故后一个逗号必须去掉。一本讲党的基本知识的书，提到当年的“王明”和“博古”时，写作“王明博古”，两人名字中间未加“和”字或顿号，易使读者误认为是一个人。
5．数字、计量单位用法的问题
如按照规定，一般图书在表达年代、时间、岁数、质量等时要用阿拉伯数字，可我们的书中仍有不少“十二点”、“十八岁”、“二十世纪”、“二OO二年”、“十五美圆”、“六十七千克”的汉字用法。质量单位“千克”，一些书里仍在写作“公斤”。科技书里单位应该用字母符号的，有的却用文字表示，像把“t”写作“吨”、“kw”写作“千瓦”。
约数的表达方法也有一些用得不妥，如“大约十天左右”，“大约”和“左右”意思重复，有一个就够了；“60％-70％左右”，“60％—70％”与“左右”相矛盾，不能同时用。
6．译著和外语类图书中的问题
译著的审查主要是翻译质量，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可能转译自或参考了港台图书，所以书里的有些词语不符合我们的规范和习惯，如“冲天炉”、“计程车”；二是有的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译得不准确，如“麦可(克)斯韦”、“亚马逊(孙)河”。
外语图书主要是标点符号、词汇误排问题，如按英文习惯该用“．”的却用了句号“。”；单词trees误排成tress，文内的please误排成Please。
译著和外语类图书中的版权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书上中外出版社共同署名作为出版者，但外国出版社在中国没有出版权；有的书上没有版权号，按国家规定有当地出版局核发的版权号才能上架。
7．封面、扉页、版权页的问题
封面和扉页，按规定应具备书名、作者、出版者几个要素，封面和扉页的内容必须一致，这已不应该出什么差错，但参评图书中确有一套教辅书封面无作者，一本英语教材封面、书脊都没有出版社的中文名称；几种书封面和扉页的内容不一致，有一本书封面、扉页、版权页、书脊的书名竟全不一样。还有一套书，封面的出版社下面印上了“国家教育部直属大学”的字样，也不规范、不恰当。
版权页的问题，主要在于内容不全和格式不对。内容缺的大多是CIP在版数据，格式也往往随意，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排。有的书版权页上的内容还有疏误，如一本书印数标的是“460001～52000”，不知是前者多一个“0”，还是后者少一个“0”，出现这样的疏误实在不应该。
在版权上，审查发现有用光盘号出书的，有一号多用的。有这种情况的图书，都被排除在了评选圈外。
封底内容也有一些问题。有一套书将书号、定价、条码都放到了勒口上，有违国家规定；还有一本书条型码尺寸太小，不符合国家标准。
8．装帧和排版的问题
图书的封面设计很重要，但不能喧宾夺主、因美害意。有一本书，书名前还有两句口号式的话语作为引题，设计在封面和书脊上，引题的字号与书名字号相差无几，让人分不出主次、看不出书名来。
在排版和版式上，有的不符合规定，如眉题有的章节有、有的章节没有；文中注码、逗号、句号、后引号等放在了行首，而前引号却放在了行尾；一本书中的字号、字体、注码不统一；等等。还有一本历史书，有6行的漏文空白；一本给中小学生看的教辅书，用的是小五号字，不利于保护学生视力。
书的印装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书(尤其是教辅)用纸差，出现透字；有的还在用硫酸纸印刷，使印出的书字迹不清、图表模糊；有本书的装订竟出现了数页倒装，造成乱码。
9．引文的问题
现在出版者普遍对引文的重要和严肃性重视不够，我们这次的参评图书也有表现。一是引文出处不规范，一本思想教育的书，在注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话时都没有标明出处，使读者难查原文。二是马列经典著作已有新版本，但不少书中仍引用旧版本。三是引文文字有误，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引鲁迅一段话，短短80字，就丢了一个字，错了两处，“却想不到”排成了“都想不到”，“大家也要”引作了“人家也要”。还有一本书引古词，上下两阕断错了位置。
四、问题的症结和对策
虽然本文前面说大学出版社出版物的质量有所提高，但当看到我们的图书仍有这么多问题，而且问题来自各社选送的优秀畅销书参评图书，不少问题在上届优秀畅销书评选后就曾有文章指出过的时候，便让人难以乐观起来。
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业内报刊常有文章分析，同人也都能道出几条，主要是一些出版社或出版人还没有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编辑和校对人员的责任心还不够强、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但笔者感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天平上的失衡：一些出版社和出版人为追求“经济效益”，赶工程、快出书、抢市场，而把社会效益抛在了一边。
治病需要对症下药，解决图书质量问题的根本一是观念、二是管理，观念又是重中之重。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副署长最近强调：“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出版物的质量关系到每个出版社、整个出版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出版人应该牢牢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强化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的观念。质量与数量、质量和时间是相辅相成的，不讲质量的数量和不讲质量地一味求快，抢占市场，也许“风光”一时，但决不会长久；质量与品牌是紧密相连的，当今的市场竞争是品牌竞争，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
高质量的关键是抓管理，管理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制度贵在坚持，重在落实。应该加强编辑和专业校对队伍建设。现在一些出版社已没有专业校对人员，书稿的校对往往是编辑自校、互校或委托作者来校，这样很难把好质量关；出版社还应针对现代计算机排版带来的新情况，不断组织编辑、校对人员学习、培训。应该建立健全书稿审校制度，坚持出版界保持多年的“三校一读”、“三审制”好传统，通过依“法”办事、层层把关，确保图书的内容和编校质量。
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我们出版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就是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抓质量的重要性，奉献出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质量的图书精品来。
摘自：《大学出版》2002年第4期
评奖虽已结束，但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参评图书，对从中反映出来的特点和问题作出一个综合分析，无疑将有助于各社优化选题，提高图书质量。
一、参评图书概况及审评
根据评奖办法，这届优秀畅销书评奖选送的图书，是2000至2001年度出版的，内容健康、品位高尚，初版印数5千册(套)以上或在此期间经重印达到1万册(套)以上，编校、印装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图书。每社限报4种。根据这些要求，有87家大学出版社选送图书243种(396册)参评，比上届增加了20种(64册)。参评图书中，包括社科类(含语言文学)图书111种，科技类(含农林医军事)图书90种，外语类图书42种。其中有教材、学术著作、教学辅助用书、工具书及一般读物。
审评图书首先注重内容，把思想性、创新性作为首要因素，并对选题新颖、学术含量高、实用性强的给予优先考虑；按内容、编校质量、销售量三项指标综合考评。获奖数量上不封顶、下不设底，严格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条款及其附件《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的标准和大学版协《第五届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办法》的规定，不搞照顾、平衡。这次有几家出版社的参评图书就榜上无名。
二、图书质量总体有所提高
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内容、编校、装帧设计等各个方面。
内容质量的提高首先表现在选题的结构和建设上。从这次各社参评图书的选题结构看，教材130种(获奖98种)，学术著作15种(获奖9种)，工具书14种(获奖12种)，教学辅助用书47种(获奖32种)，一般读物37种(获奖31种)，教材、学术著作占59．7％，加上工具书，占到65，4％，教辅类图书仅占19．3％；选送的各类参评图书共243种。选题涵盖面宽，各门类、学科涉及广泛，获奖率也同参评各类图书的种数呈大致相同的比例。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学出版社良好的出书结构及在教材、学术著作出版上，在高校各学科教材建设上的全面追求。同时，参评图书多是各社的特色书、长项书，反映出大学出版社在走以特色求发展道路上的努力。
就图书的内容来说，社科类图书的思想性和可读性，科技、外语类图书的前沿性和实用性，是优秀畅销书的重要条件。这次的参评图书，教材有不少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有些图书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或省市优秀教材成果奖等，其内容质量应属上乘。从我们这次评奖的专家审读意见看，参评图书有的具有学科的开创性，如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的《脊柱侧凸三维矫形理论与技术》、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广播电视广告学》；有的涉及最新前沿理论、反映了最高学术成就，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的《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土木工程地质》；有的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成熟的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营销管理(新千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子技术基础(数学部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有的时代感强、特色突出，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教育观念的革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信息技术基础》；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各大学出版社在选题上的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也可以看出各大学出版社在品牌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果。
编校质量的提高，可以拿获奖率作一个旁证。上届优秀畅销书评选，获奖图书占参评图书的比例是65．5％，这届的比例达到74．9％，上升了9．4％。有12种图书抽检部分(2-3万字，另含封面、扉页、版权页、前言、后记等)达到零差错。虽然审读图书采取的是抽检部分字数的方式，虽然参评图书的数量不足百家大学出版社两年出书总数的百分之一，但笔者认为，这次获奖书比例的提升，还是反映了各大学出版社按照国家《图书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对读者、社会认真负责，图书编校质量有所提高。
三、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从这次评审中，可以看到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质量虽有进步，但问题仍然不少c这里有些是老生常谈、本应不再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常在河边走”难免“湿鞋”的所谓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一些新出现、应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当然，各种问题、差错不仅仅是存在于未评上的图书中，获奖的图书中也有。
1．内容方面的问题
内容上这次未发现导向和思想性总体有问题的图书，但个别书还是存在政治性、知识性差错，有的书整体或部分章节思想、用语陈旧。有一本书在附表中把香港、澳门、台湾与世界各国列在一起，却未注明它们是中国的“地区”或“省”；在中国示意图上，没有我国的南海地区。一本历史教材这样解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成立了国民政府，但由于腐败、专制严重腐蚀了政权的现代性，终归导致自身的毁灭。”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性”的失去，显然不对。还有一本书在提到清朝的时候，仍然使用“满清王朝”说法，不符合民族政策。对于有上述问题的图书，在评奖中采取了“一票否决”的办法。一本世界史的书，在谈到当前世界格局时，竟提出“世界一体化”。一本关于写作的书，里边仍在反复地使用“社会斗争”、“工农兵大众”等词汇，观念陈旧，用语过时。
还有知识性、常识性的差错。比如，一本写作教材中，把“铭诔尚实”的“诔”字误排作“来”，不知道“诔”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一本军事教材，在卫星方面的术语中，把“推进系统”、“陀螺平台”、“传输速率”，分别误写为“动力系统”、“旋转平台”、“传输质量”。还有，“新闻出版署”、“国家体育局”，在“署”、“局”前应加上“总”字；“航速25千米358米”，应作“航速每小时25千米358米”。
2．字词上的差错
字词上的差错十分普遍，有些属于“屡教不改”。像“那”、“哪”不分，如“问问自己最近学习有那(哪。括号内为正字，下同)些进步”；“象”、“像”不分，如“一开始持球即应成第2动的姿势，不应象(像)第1动那样……”。还有“做、作”、“帐、账”、“唯、惟”、“即、既”、“反映、反应”、“制定、制订”、“其它、其他”等字词的混用、误用，就不一一举例。
“的、地、得”的用法上更是问题很多。较普遍的情况一种是“张冠李戴”，如“你怎么粗心大意的(地)丢掉两分”，“她比想象得(的)可能更软弱”；一种是“浪费”和“吝啬”，如“公文的写作和处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课题组在分析借鉴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前一句“公文”后的“的”就是浪费，多了它读起来拗口，应该删去；后一句则应在“研究”后面加上 “的”，太吝啬，就使句子表意含糊。
出现错别字大多是由于编辑和校对人员的疏忽，也有常识问题。比如“笔划(画)”、“报导(道)”、“明(朋)友”、“《红楼年(梦)》”、“辩(辨)明是非”、“反应迟顿(钝)”、“廖廖(寥寥)无几”、“应用(运)而生”、“军民大团体(结)”、“晋察冀办(边)区”、“股票的要(票)式”，以及人名有误，出现“陈庚(赓)”等等。
书中还有生造词出现，如“兴趣淋漓”、“丰花硕果”、“艰困苦难(艰难困苦)”等。这样的词甚至出现在书名上，像《教育走向生本》，“生本”是什么意思，不明确；《探究教学论》，是论教学研究，还是研究“教学论”规律，也不清楚。
3．语法上的差错
句子里的用词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逻辑结构混乱等，在我们的参评图书里并不少见。
用词搭配不当，如“积极性少(小)”、“减小(少)人数”。搭配不当中有一些是因为用词不当造成的，如“看到同学有了苟同的意思”，“苟同”显然用得不对，应当改为“赞同”；再如一本关于散文的书里的句子：“写文章的人这么多，每个人都走得多写得少，但集约在一起就非常可观了。”“集约”指的是一种科学的经营方式，没有“集中”、“集合”的意思。还如：“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可爱我们的杂志，为我们投稿。”用“可爱”表示“爱”也许是那位作者的方言，但编辑决不能让这种不规范的用法出现在正规出版物中。
成分残缺或赘余，如一本教材的《前言》的第一句话：“由于前辈们的努力倡导和身体力行，自80年代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来，成绩巨大……”谁“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采，成绩巨大”?缺少了主语。成分赘余的像：“现代的应用文……真正成了广大群众工作、生活、学习中普遍地经常地使用的交际工具。”“群众”前的“广大”与后面的“普遍”意思重复，留下前面一个即可。
逻辑结构混乱，如，一个小孩养的一只小鸡死了，她“把小鸡的篮子拿到屋后的空地上，在爸爸的帮助下挖了一个坑，埋葬了”。这句话因为语序不当，容易让人产生“把盛小鸡的篮子埋掉”的误解，改成“……挖了一个坑，把小鸡埋葬了”就对了。
4．标点符号的差错
主要的一是误用错用，如：“单就自然景观而言旅游意义不大。但某些地区的土林也有观赏价值。”这是一个转折句，不是两个句子，因此第一个句号应改成逗号。书名号和引号之间的错用比较多，如：“《工业造型设计》专业指导小组成立于1987年10月。”这里的“工业造型设计”不是书名，不能用书名号，应该用引号。
二是该有没有、不该有却有，如：“总结一般都用第一人称‘我’‘我们’，不能用第三人称‘他’、‘他们’。”“我”和“我们”中间应该加顿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等应用性大型巨著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应用写作，已步人繁荣阶段。”“应用写作已步人繁荣阶段”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不应停顿，故后一个逗号必须去掉。一本讲党的基本知识的书，提到当年的“王明”和“博古”时，写作“王明博古”，两人名字中间未加“和”字或顿号，易使读者误认为是一个人。
5．数字、计量单位用法的问题
如按照规定，一般图书在表达年代、时间、岁数、质量等时要用阿拉伯数字，可我们的书中仍有不少“十二点”、“十八岁”、“二十世纪”、“二OO二年”、“十五美圆”、“六十七千克”的汉字用法。质量单位“千克”，一些书里仍在写作“公斤”。科技书里单位应该用字母符号的，有的却用文字表示，像把“t”写作“吨”、“kw”写作“千瓦”。
约数的表达方法也有一些用得不妥，如“大约十天左右”，“大约”和“左右”意思重复，有一个就够了；“60％-70％左右”，“60％—70％”与“左右”相矛盾，不能同时用。
6．译著和外语类图书中的问题
译著的审查主要是翻译质量，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可能转译自或参考了港台图书，所以书里的有些词语不符合我们的规范和习惯，如“冲天炉”、“计程车”；二是有的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译得不准确，如“麦可(克)斯韦”、“亚马逊(孙)河”。
外语图书主要是标点符号、词汇误排问题，如按英文习惯该用“．”的却用了句号“。”；单词trees误排成tress，文内的please误排成Please。
译著和外语类图书中的版权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书上中外出版社共同署名作为出版者，但外国出版社在中国没有出版权；有的书上没有版权号，按国家规定有当地出版局核发的版权号才能上架。
7．封面、扉页、版权页的问题
封面和扉页，按规定应具备书名、作者、出版者几个要素，封面和扉页的内容必须一致，这已不应该出什么差错，但参评图书中确有一套教辅书封面无作者，一本英语教材封面、书脊都没有出版社的中文名称；几种书封面和扉页的内容不一致，有一本书封面、扉页、版权页、书脊的书名竟全不一样。还有一套书，封面的出版社下面印上了“国家教育部直属大学”的字样，也不规范、不恰当。
版权页的问题，主要在于内容不全和格式不对。内容缺的大多是CIP在版数据，格式也往往随意，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排。有的书版权页上的内容还有疏误，如一本书印数标的是“460001～52000”，不知是前者多一个“0”，还是后者少一个“0”，出现这样的疏误实在不应该。
在版权上，审查发现有用光盘号出书的，有一号多用的。有这种情况的图书，都被排除在了评选圈外。
封底内容也有一些问题。有一套书将书号、定价、条码都放到了勒口上，有违国家规定；还有一本书条型码尺寸太小，不符合国家标准。
8．装帧和排版的问题
图书的封面设计很重要，但不能喧宾夺主、因美害意。有一本书，书名前还有两句口号式的话语作为引题，设计在封面和书脊上，引题的字号与书名字号相差无几，让人分不出主次、看不出书名来。
在排版和版式上，有的不符合规定，如眉题有的章节有、有的章节没有；文中注码、逗号、句号、后引号等放在了行首，而前引号却放在了行尾；一本书中的字号、字体、注码不统一；等等。还有一本历史书，有6行的漏文空白；一本给中小学生看的教辅书，用的是小五号字，不利于保护学生视力。
书的印装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书(尤其是教辅)用纸差，出现透字；有的还在用硫酸纸印刷，使印出的书字迹不清、图表模糊；有本书的装订竟出现了数页倒装，造成乱码。
9．引文的问题
现在出版者普遍对引文的重要和严肃性重视不够，我们这次的参评图书也有表现。一是引文出处不规范，一本思想教育的书，在注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话时都没有标明出处，使读者难查原文。二是马列经典著作已有新版本，但不少书中仍引用旧版本。三是引文文字有误，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引鲁迅一段话，短短80字，就丢了一个字，错了两处，“却想不到”排成了“都想不到”，“大家也要”引作了“人家也要”。还有一本书引古词，上下两阕断错了位置。
四、问题的症结和对策
虽然本文前面说大学出版社出版物的质量有所提高，但当看到我们的图书仍有这么多问题，而且问题来自各社选送的优秀畅销书参评图书，不少问题在上届优秀畅销书评选后就曾有文章指出过的时候，便让人难以乐观起来。
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业内报刊常有文章分析，同人也都能道出几条，主要是一些出版社或出版人还没有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编辑和校对人员的责任心还不够强、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但笔者感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天平上的失衡：一些出版社和出版人为追求“经济效益”，赶工程、快出书、抢市场，而把社会效益抛在了一边。
治病需要对症下药，解决图书质量问题的根本一是观念、二是管理，观念又是重中之重。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副署长最近强调：“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出版物的质量关系到每个出版社、整个出版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出版人应该牢牢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强化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的观念。质量与数量、质量和时间是相辅相成的，不讲质量的数量和不讲质量地一味求快，抢占市场，也许“风光”一时，但决不会长久；质量与品牌是紧密相连的，当今的市场竞争是品牌竞争，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
高质量的关键是抓管理，管理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制度贵在坚持，重在落实。应该加强编辑和专业校对队伍建设。现在一些出版社已没有专业校对人员，书稿的校对往往是编辑自校、互校或委托作者来校，这样很难把好质量关；出版社还应针对现代计算机排版带来的新情况，不断组织编辑、校对人员学习、培训。应该建立健全书稿审校制度，坚持出版界保持多年的“三校一读”、“三审制”好传统，通过依“法”办事、层层把关，确保图书的内容和编校质量。
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我们出版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就是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抓质量的重要性，奉献出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质量的图书精品来。
摘自：《大学出版》2002年第4期
